“国家与社会”虽然是西方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，但是由中外学者大量引用、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的分析框架还是近几年的事。尽管这种引用还称不上是广泛，但明显的趋势是，曾经流行的极权主义、革命分析、意识形态批判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逐渐减弱，学界进入了一个没有支配性模式的状态。“国家与社会”框架的使用，促使学界更多地触及了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传统的若干基本假定，无论支持或反对使用它分析中国，人们都不能不去注意它，试图弄清它对于我们理解（或误解）中国社会的作用。从去年开始，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试开了相关的专题课程，其中若干书目引起了学生的兴趣，某些观念已经明显影响到学位论文的写作取向，甚至在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教委支持的研究课题里，“国家与社会”也被列入政治学和社会学类别中。这些迹象表明，“国家与社会”分析框架的影响正在扩大。
这本专集希望传达中国学者对“国家与社会”分析模式的理解、评论和运用。这些理解是充满分歧的，但是它们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浅地触及到了对中国社会权利结构的历史、现状及其变化的认识。在传统的中国研究中，虽然也常有“官府”和“民间”的区分，却很少有将这种区分作为权利分化－平衡关系的表达。这种表达需要假定双方具有各自的权利内容，因而建立起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，它们的分立、互动、谈判或冲突，意味着权利的界定、变化或交换，更深层的，意味着规范秩序之社会原则的变化。很明显，“国家与社会”是上述权利的分立发展反映到知识上的设问，不过它们的分立样式在不同社会中差异很大，基本上，它是基于中国以外的经验现实提炼的问题。因此，当它运用于中国分析的时候，一方面带来了以往观察中忽略的面向，另一方面，它把不同社会的问题及知识运用到对中国秩序的分析上，它的优势和局限因此而同在。
西方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中心关怀虽然都是秩序问题，但我以为，它们是从不同的立场进入秩序论证的。前者从权利分化与交换讨论秩序，它的基本问题，便由最一般层次的权利界定组成———“国家与社会”，“个人与公众”———这些重要的社会单位之间的紧张。在这样的视野下，权利越界被视为权利侵犯，由此形成的冲突构成了损害秩序的主要根源。对于这种“根源”的不同认识，形成了若干分析取向（例如“公民社会”和“法团主义”），它们概括了不同的国家与社会、个人与公众的关系结构。前者重在限制国家组织的权力扩张，后者则寻求双边的权利交换和界限，前者重“区分”，后者重“联系”，而其背后的经验基础是不同社会的历史、文化和权利结构演进的积累。
那么，在中国，这一演进和积累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否有相同意义上的“国家与社会”问题？中国传统的秩序论证从“合”的立场出发，主张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整体统一，并认为这是达成秩序的要件，权利分立在这里不仅不是讨论秩序的前提，而且可能被视为有悸于秩序建设。这秩序也有结构，比如家——天下结构，费孝通先生形象地表述为“差序格局”——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、近邻、社区和国家，但这不是权利划分的界限，相反，这些格局要求模糊界限，将小融入到大中，让后者包含、拥有前者，在每一个层级中通行的原则都是更大层级的反映。换句话说，对权利的划分界定始终不是传统中国秩序论证的中心问题，理所当然地，其讨论通常的出发点就不是对应式（平衡相对关系），而是排列式（上下包含关系）。但是，运用“国家与社会”对中国的分析中，对应式成了中心问题。相对于我们熟悉的那些文化的、道德的、控制的研究方向来说，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更具有空间式的、力量对应的、横向关系结构的视角，它改变了我们讨论秩序的常用逻辑和提问方法，尽管它有着诸多变化的见解。因此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，我们必须学习，只有在学习中，我们才能明了可以在何种目的上，何种程度上使用“国家与社会”的视角，才不至于误解我们的现实。
对于“国家与社会”框架处理中国案例的分歧意见，可以通过文集反映一部分，但有相当多的研究还不能反映，读者只能依靠本书提供的参考书目去寻找它们。倘若允许我非常简单地概括分歧的基本线索，我想指出，有关讨论的焦点集中这样一些问题上：中国日新月异的经验现象所证实的，究竟是“公民社会”的发展，还是别的、尚未有共识性概念说明的新东西？结构分化的边界在中国正在出现还是消融？一些学者并不那么确信，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有助于准确说明中国的变化，他们认为，有很多事实，如果用标准的“国家——社会”框架来观察，存在着明显的解释困难。这些分歧提示了，中国研究遵循不同分析理路出现的矛盾。
本文集能够出版得益于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支持。1996年3月，该社杨淑英女士和我讨论另一出版选题计划，我向她建议了“国家与社会：研究和评论文集”的构想。我的理由当时很简单，在给研究生开设的“政治社会学”课程中，有关“国家与社会”这个中心主题的文献，几乎都是英文的，中文的零星作品都散见于境内外期刊上，难于被读者查找，而我们的“学科”又惯以领域而非问题引导的划界方式，限制了读者接触讨论同一问题。为了让有兴趣的读者迅速接触有关的文献，同时又不局限于某个学科或某种观点的视角，我提出文集采用跨学科选文并安排批评性评论的编排方式，以展示更丰富的视野和文献，促进相关问题的讨论。我深信，促进学术发展的最好方法是对话和讨论，但需要小心地将这些批评讨论控制在主题关注方面、而不是对学者个人的评价方面。
我很幸运，这种编排设想得到作者、评论者暨出版社的认同。文集中许多评论者是作者建议的，但这没有影响对他们作品的激烈批评。一些候选者甚至建议取消自己的文章以便能上更具代表性的论文，一些评论者不厌其烦，欣然按照“讨论和批评”的范例修改了原来的评论，还有一些朋友热心帮助，使我顺利地找到合适的论文译者，或顺利地与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评论者取得联系。在此让我向他们致敬。
文集中的部分论文曾在中国、香港和美国刊物上以中文或英文发表，部分论文及所有评论都是首次发表，其内容涉及政治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文化人类学和法学等学科。文章选择遵循的原则是：尽可能展现不同“学科”对这一论题的分析，从而提示出更大范围的阅读文献；尽可能展示不同研究方法、分析取向对这一主题的关注方式，从而更多的接触北美的、欧洲的、本土的涉问立场；尽可能包含不同角度的见解，从而推进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、实证科学、诠释学的相互交流；一些有关中外文献的回顾也被选入，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已有的研究进展；对评论的要求是学术争论式的，不作简述和评价，只作讨论或批评，不针对作者，只针对问题。如果这部显然不够全面的主题论集能够反映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，反映他们对这一分析的不同理解和不同使用，以回应已有的研究、并丰富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，我会感到欣慰。
（张静主编：《国家与社会：研究暨评论文集》，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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